新信息时代的国家体系，已经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一种庞大地域范围的极具多样性的松散结构。至少在数据层面，新信息技术已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宏观数据治理能力。在主权范围内的一切数据都变成可以访问和管理的东西。甚至对于大的跨国公司而言，全世界内的数据，一体化管理亦是一种现实。而在统一的数字体系之上，传统分立式的治理架构亦会逐渐改变。因此，国家数字治理架构，必须要围绕着新信息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来构建。其中将包括三个基本原则。

  从长远来看，国家数字治理的基本建设原则和发展目标，是构建一个完备统一的数字治理体系。这一数字治理体系，能够将主权范围内的所有机构与个体所产生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从而构建起足以针对每一个个体的精准公共服务能力，并汇聚支持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就统一而言，并不是意味着要像传统模式一样，将数据集中汇聚在一个地方，而是逻辑上的统一和标准上的统一。数据为了安全和高效可达，必然会形成国家范围内的分布式存储，但从逻辑体系而言，这一些数据都是逻辑统一的，可以在国家层面进行便利的全数域范围内的可达访问。

  从统一的建设原则而言，这一逻辑格外的简单，但其实现过程却极为困难。首先，面临着不同的数据标准和格式问题，从市场之间的竞争的角度，各个数据技术服务企业和应用主体各自开发出了自己的数字标准和格式，因此导致数据的统一要逐渐实现对各自数据标准的兼容或者有效转化。这种转化将耗费大量的人类劳动和计算能力。未来这种数据的兼容，将主要由人工智能来进行。其次，面临着分立的数据所有者的同意和支持问题。就行政体系而言，行政体系的强制性可以逐渐做到所有行政分支的数据的统一归总管理。然而，对于商业组织而言，行政强制显然是无效的，这要求在国家立法层面，形成法律约束，实现商业组织的数据开放和管理权的提交。

  总之，统一原则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国家拥有对主权范围内数据体系的最高管理权。这种国家管理权与个人自由权利并不冲突，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在数据领域的延伸。在传统时代，主权范围内的一切资产，理论上国家都有管理权，即便是私有财产，国家都要进行登记、备案和确权，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各种管理，例如征税或者保护。而在数字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体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管理权。这种管理权与商业组织的数据拥有权并不冲突，商业组织能够继续保持其使用权，但国家要掌握其具体的数据资源情况，并具有最高范围的控制权以构建整体的国家数据体系以及根据自身的需求用于应对特殊情况。

  在数据统一的基础上，下一步就要实现数据的流通。这种流通的根本目的是在分立的社会分工部门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系。而这种横向流动，是长期以来传统分治式治理体系梦寐以求但没办法实现的。

  数据的水平流通是逐渐实现的。首先，是行政体系内的数据流通。行政体系因为其自身的强制性，能要求整个行政体系内的数据来进行横向流通。其次，是企业之间的数据流通。企业内部的数据流通类似于行政体系。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数据流通，则一定要通过市场的原则进行。再次，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这里面亦有三个原则：一是最高管理权原则，在法律要求下，企业要无条件向政府备案所有的数据或者上交管理权，以用于主权范围内的数据统一；二是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要求下，企业要基于监管配合政府具体部门的行业监督管理或者公共安全监管，提供对应的数据交换；三是政府基于信息与数据公开的原则，将不涉及隐私与安全的、有益于社会公共服务提升的大数据进行无偿公开，从而促进统一的数据体系运作。

  任何一个时间里，国家数据体系的建设，都应该以安全作为底线原则。这种安全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作为数据本身的安全；二是作为数据流通的安全；三是作为数字权利的安全。

  所谓数据本身的安全，就是要求任何时候数据都能够被无损地存储与获取，并且不受第三方的破坏与窃取。数据流通的安全则是指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交互传输与使用环节，同样是可靠、无损与避免被第三方破坏与滥用。数字权利的安全，则是指数据在存储交互使用的过程中，不会对数据所对应的个体、组织产生权利的损害，乃至危害整个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

  以上三个层面的安全，数据安全主要是指在技术层面建立有效的数据备份、数据组织和数据防护。数据流通的安全，则是要在技术上建立更为安全的传输体系，同时在制度上形成对数据采集、流通、使用的规范制度。数字权利安全则是在更为宏观的法律制度层面，来保障数字时代每一数字主体的基本权利，对整个社会的数字体系进行政治安全的评估并加以保障。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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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